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国际政治学·科幻部分 - 版本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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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节选自《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国际政治学：西方斯拉夫学视野下的俄国大众文学》，原载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06期，作者林精华

在冷战时代的斯拉夫学中，俄苏科幻小说研究占有特殊位置。工业革命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欧美的兴盛，刺激了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在英､法､德､美等国的科幻小说持续兴盛。冷战时代，西方为遏制苏联而加大对高科技的投入，科技进步更是日新月异，相应地，科幻小说也更为发达。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 年 4 月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进入太空……激发了苏联科幻小说的发展，进而引起西方对高科技和科幻小说在苏联发展的兴致。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和史学家皮尔斯（John Pierce）编辑出版科幻小说爱好者杂志《文艺复兴》（Renaissance），有意识收录苏联作家创作的作品。与此同时，格莱德（John Peter Glad）在博士学位论文《俄国科幻小说及其相关的批评行为》中系统探讨科幻小说及相应的文学批评在俄国的发展情况。布朗大学英文系主任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教授主编 “推理小说/ 科幻小说” 研究丛书，包括对苏联科幻小说的研究，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麦奎尔《红星: 苏联科学小说的政治学方方面面》（1977）。麦奎尔在此指出，“现代科幻小说几乎就是政治小说。自从19 世纪后期把过去的乌托邦传统和奇妙发明相交融以来，科幻小说扮演着传播政治哲学和公共政策之广泛混合的角色”，科幻小说有时候类似于反乌托邦或政治讽刺的文类，但有着追求文学之政治意义传统的俄苏科幻小说，却和 “俄罗斯共产主义乌托邦” 息息相关。革命活动家和乌托邦意识形态专家波格丹诺夫（А. Богданов）的科幻小说《红星》（1908）和《工程师门尼》（1912）开启了这一潮流，《红星》构想了另一个星球，叙述这个星球人如何进行类似于地球人那样的社会革命; 延续《红星》的叙述模式，在苏联时代，科学家､意识形态专家和科幻小说家组成了互动空间，他们强烈趋向于相信科学进步概念，从而使苏联科幻小说有别于西方，更未出现美国畅销书作家､社会主义乌托邦小说家反思和批评极权社会的科幻小说（Patrick L. McGuire, Red Stars: Political Aspects of Soviet Science Fiction. Ann Arbor, Michigan: UMI Research Press, 1977, p. 52, p. 60.）。作者描述俄国科幻小说史，发掘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著名科幻小说奠基人别利亚耶夫（А. Беляев）的《水下农夫》（1930）､斯特鲁加茨基兄弟的诸多创作等等，论述科幻小说在苏联和意识形态之关系问题，关注 “苏联科幻小说读者的背景和态度”，认为 “苏联科幻小说的政治影响力之最直接情形，是由属于人群庞大的科技知识分子所推动的，同时不应该忘记苏联科幻小说的读者很多不是科学家，并且这类作品分布在市民社会各个行业，包括音乐工作者､士兵和外交人员､党政官员和克格勃机构等皆热衷这类作品”（Ibid, p. 92.）。这种视角近乎发现了不同于苏联官方话语所建构的另一种俄罗斯文学。在此基础上，麦奎尔的《俄国科幻小说》（1981）更系统地讨论了科幻小说在俄国发展情况（Neil Barron （ed. ）, Anatomy of Wonder: A Critical Guide to Science Fiction. New York: Bowker, 1981.）。

对俄国科幻小说的特别关注在后冷战时代斯拉夫学界得到延续，他们继续运用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即把科幻小说和乌托邦､民主相关联，而不仅是想象力和科学技术的审美化。在詹姆逊看来，“乌托邦一直是政治问题，一种有着不同寻常命运的文学样式: 作为一种文学价值形式，乌托邦是永久疑问的对象，其政治地位在结构上也是令人疑惑的。其历史语境的变动对认识这种并非是一种趣味或个人判断的可变性则无能为力。如在冷战期间，乌托邦是斯大林主义的同义词，曾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忽视人性弱点和原罪的项目”，但乌托邦在苏联似乎恢复了作为政治口号和政治激励的活力，这种矛盾就要求读者考察乌托邦和政治之关系､乌托邦思想的政治实践价值问题，并对社会主义和乌托邦进行区分（Fredric Jameson,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p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5, pp. xi - xii.）。如此认知，亦被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副教授班纳吉用于解释俄苏科幻小说: 科技革命和大众媒介在西方､俄国近乎同时出现，俄国有科技的前瞻性思维却工业落后，有丰富的乌托邦意识形态却在文化上处于前现代，藐视西方或视西方为遥远他者，这为科幻小说在俄国以独特方式发达起来提供了特殊语境，使科幻小说在帝俄末期和苏联成为乌托邦的言说方式之一; 科幻小说在西方得到广泛的理论化研究，在俄国未得到充分探究，但不妨碍科幻小说在俄国创造出一系列共享的科技词汇､审美世界，“科幻小说这种新文类，不仅成为理解俄国现代化的一种形态，而且也积极参与对俄国现代性的独特建构。不同于欧美科幻小说，俄国科幻小说充满着显著的表述功能和教育功能，它们不能轻易总结为对科学和技术的被动领会，或对来自西方重要性作出对立的反应。相反，俄国科幻小说挪用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主要手段，建构了可供选择的发展和进步之模式，甚至提出俄国是比西方更为现代的叙述方式”，其独特表述功能，表达了所谓文化教育的价值（Anindita Banerjee，We Modern People: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Making of Russian Modernity. Middletown, Conne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2012, pp. 3 - 10.）。如此深刻的论述，在她主编的《俄罗斯科幻小说和电影: 批评指南》（2018）所辑录的 15 篇讨论俄国科幻小说和电影之作中更加具体化（Anindita Banerjee （eds. ）, Russian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and Cinema: A Critical Reader. Academic Studies Press，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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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节选自《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国际政治学：西方斯拉夫学视野下的俄国大众文学》，原载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06期，作者林精华		文本节选自《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国际政治学：西方斯拉夫学视野下的俄国大众文学》，原载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06期，作者林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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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冷战时代的斯拉夫学中，俄苏科幻小说研究占有特殊位置。工业革命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欧美的兴盛，刺激了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在英､法､德､美等国的科幻小说持续兴盛。冷战时代，西方为遏制苏联而加大对高科技的投入，科技进步更是日新月异，相应地，科幻小说也更为发达。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 年 4 月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进入太空……激发了苏联科幻小说的发展，进而引起西方对高科技和科幻小说在苏联发展的兴致。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和史学家皮尔斯（John Pierce）编辑出版科幻小说爱好者杂志《文艺复兴》（Renaissance），有意识收录苏联作家创作的作品。与此同时，格莱德（John Peter Glad）在博士学位论文《俄国科幻小说及其相关的批评行为》中系统探讨科幻小说及相应的文学批评在俄国的发展情况。布朗大学英文系主任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教授主编 “推理小说/科幻小说” 研究丛书，包括对苏联科幻小说的研究，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麦奎尔《红星: 苏联科学小说的政治学方方面面》（1977）。麦奎尔在此指出，“现代科幻小说几乎就是政治小说。自从19 世纪后期把过去的乌托邦传统和奇妙发明相交融以来，科幻小说扮演着传播政治哲学和公共政策之广泛混合的角色”，科幻小说有时候类似于反乌托邦或政治讽刺的文类，但有着追求文学之政治意义传统的俄苏科幻小说，却和 “俄罗斯共产主义乌托邦” 息息相关。革命活动家和乌托邦意识形态专家波格丹诺夫（А. Богданов）的科幻小说《红星》（1908）和《工程师门尼》（1912）开启了这一潮流，《红星》构想了另一个星球，叙述这个星球人如何进行类似于地球人那样的社会革命; 延续《红星》的叙述模式，在苏联时代，科学家､意识形态专家和科幻小说家组成了互动空间，他们强烈趋向于相信科学进步概念，从而使苏联科幻小说有别于西方，更未出现美国畅销书作家､社会主义乌托邦小说家反思和批评极权社会的科幻小说<sub>（Patrick L. McGuire, Red Stars: Political Aspects of Soviet Science Fiction. Ann Arbor, Michigan: UMI Research Press, 1977, p. 52, p. 60.）</sub>。作者描述俄国科幻小说史，发掘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著名科幻小说奠基人别利亚耶夫（А. Беляев）的《水下农夫》（1930）､斯特鲁加茨基兄弟的诸多创作等等，论述科幻小说在苏联和意识形态之关系问题，关注 “苏联科幻小说读者的背景和态度”，认为 “苏联科幻小说的政治影响力之最直接情形，是由属于人群庞大的科技知识分子所推动的，同时不应该忘记苏联科幻小说的读者很多不是科学家，并且这类作品分布在市民社会各个行业，包括音乐工作者､士兵和外交人员､党政官员和克格勃机构等皆热衷这类作品”<sub>（Ibid, p. 92.）</sub>。这种视角近乎发现了不同于苏联官方话语所建构的另一种俄罗斯文学。在此基础上，麦奎尔的《俄国科幻小说》（1981）更系统地讨论了科幻小说在俄国发展情况<sub>（Neil Barron (ed.), Anatomy of Wonder: A Critical Guide to Science Fiction. New York: Bowker, 1981.）</sub>。		在冷战时代的斯拉夫学中，俄苏科幻小说研究占有特殊位置。工业革命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欧美的兴盛，刺激了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在英､法､德､美等国的科幻小说持续兴盛。冷战时代，西方为遏制苏联而加大对高科技的投入，科技进步更是日新月异，相应地，科幻小说也更为发达。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 年 4 月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进入太空……激发了苏联科幻小说的发展，进而引起西方对高科技和科幻小说在苏联发展的兴致。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和史学家皮尔斯（John Pierce）编辑出版科幻小说爱好者杂志《文艺复兴》（Renaissance），有意识收录苏联作家创作的作品。与此同时，格莱德（John Peter Glad）在博士学位论文《俄国科幻小说及其相关的批评行为》中系统探讨科幻小说及相应的文学批评在俄国的发展情况。布朗大学英文系主任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教授主编 “推理小说/科幻小说” 研究丛书，包括对苏联科幻小说的研究，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麦奎尔《红星: 苏联科学小说的政治学方方面面》（1977）。麦奎尔在此指出，“现代科幻小说几乎就是政治小说。自从19 世纪后期把过去的乌托邦传统和奇妙发明相交融以来，科幻小说扮演着传播政治哲学和公共政策之广泛混合的角色”，科幻小说有时候类似于反乌托邦或政治讽刺的文类，但有着追求文学之政治意义传统的俄苏科幻小说，却和 “俄罗斯共产主义乌托邦” 息息相关。革命活动家和乌托邦意识形态专家波格丹诺夫（А. Богданов）的科幻小说《红星》（1908）和《工程师门尼》（1912）开启了这一潮流，《红星》构想了另一个星球，叙述这个星球人如何进行类似于地球人那样的社会革命; 延续《红星》的叙述模式，在苏联时代，科学家､意识形态专家和科幻小说家组成了互动空间，他们强烈趋向于相信科学进步概念，从而使苏联科幻小说有别于西方，更未出现美国畅销书作家､社会主义乌托邦小说家反思和批评极权社会的科幻小说<sub>（Patrick L. McGuire, Red Stars: Political Aspects of Soviet Science Fiction. Ann Arbor, Michigan: UMI Research Press, 1977, p. 52, p. 60.）</sub>。作者描述俄国科幻小说史，发掘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著名科幻小说奠基人别利亚耶夫（А. Беляев）的《水下农夫》（1930）､斯特鲁加茨基兄弟的诸多创作等等，论述科幻小说在苏联和意识形态之关系问题，关注 “苏联科幻小说读者的背景和态度”，认为 “苏联科幻小说的政治影响力之最直接情形，是由属于人群庞大的科技知识分子所推动的，同时不应该忘记苏联科幻小说的读者很多不是科学家，并且这类作品分布在市民社会各个行业，包括音乐工作者､士兵和外交人员､党政官员和克格勃机构等皆热衷这类作品”<sub>（Ibid, p. 92.）</sub>。这种视角近乎发现了不同于苏联官方话语所建构的另一种俄罗斯文学。在此基础上，麦奎尔的《俄国科幻小说》（1981）更系统地讨论了科幻小说在俄国发展情况<sub>（Neil Barron (ed.), Anatomy of Wonder: A Critical Guide to Science Fiction. New York: Bowker, 1981.）</sub>。

−	对俄国科幻小说的特别关注在后冷战时代斯拉夫学界得到延续，他们继续运用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即把科幻小说和乌托邦､民主相关联，而不仅是想象力和科学技术的审美化。在詹姆逊看来，“乌托邦一直是政治问题，一种有着不同寻常命运的文学样式: 作为一种文学价值形式，乌托邦是永久疑问的对象，其政治地位在结构上也是令人疑惑的。其历史语境的变动对认识这种并非是一种趣味或个人判断的可变性则无能为力。如在冷战期间，乌托邦是斯大林主义的同义词，曾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忽视人性弱点和原罪的项目”，但乌托邦在苏联似乎恢复了作为政治口号和政治激励的活力，这种矛盾就要求读者考察乌托邦和政治之关系､ ~~乌托邦思想的政治实践价值问题，并对社会主义和乌托邦进行区分（Fredric~~ Jameson,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p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5, pp. xi - xii.~~）。如此认知，亦被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副教授班纳吉用于解释俄苏科幻小说~~: 科技革命和大众媒介在西方､俄国近乎同时出现，俄国有科技的前瞻性思维却工业落后，有丰富的乌托邦意识形态却在文化上处于前现代，藐视西方或视西方为遥远他者，这为科幻小说在俄国以独特方式发达起来提供了特殊语境，使科幻小说在帝俄末期和苏联成为乌托邦的言说方式之一; 科幻小说在西方得到广泛的理论化研究，在俄国未得到充分探究，但不妨碍科幻小说在俄国创造出一系列共享的科技词汇､审美世界，“科幻小说这种新文类，不仅成为理解俄国现代化的一种形态，而且也积极参与对俄国现代性的独特建构。不同于欧美科幻小说，俄国科幻小说充满着显著的表述功能和教育功能，它们不能轻易总结为对科学和技术的被动领会，或对来自西方重要性作出对立的反应。相反，俄国科幻小说挪用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主要手段，建构了可供选择的发展和进步之模式，甚至提出俄国是比西方更为现代的叙述方式”，其独特表述功能，表达了所谓文化教育的价值<sub>（Anindita Banerjee，We Modern People: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Making of Russian Modernity. Middletown, Conne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2012, pp. 3 - 10.）</sub>。如此深刻的论述，在她主编的《俄罗斯科幻小说和电影: 批评指南》（2018）所辑录的 15 篇讨论俄国科幻小说和电影之作中更加具体化<sub>（Anindita Banerjee （eds. ）, Russian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and Cinema: A Critical Reader. Academic Studies Press，2018.）</sub>。	+	对俄国科幻小说的特别关注在后冷战时代斯拉夫学界得到延续，他们继续运用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即把科幻小说和乌托邦､民主相关联，而不仅是想象力和科学技术的审美化。在詹姆逊看来，“乌托邦一直是政治问题，一种有着不同寻常命运的文学样式: 作为一种文学价值形式，乌托邦是永久疑问的对象，其政治地位在结构上也是令人疑惑的。其历史语境的变动对认识这种并非是一种趣味或个人判断的可变性则无能为力。如在冷战期间，乌托邦是斯大林主义的同义词，曾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忽视人性弱点和原罪的项目”，但乌托邦在苏联似乎恢复了作为政治口号和政治激励的活力，这种矛盾就要求读者考察乌托邦和政治之关系､乌托邦思想的政治实践价值问题，并对社会主义和乌托邦进行区分<sub>（Fredric Jameson,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p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5, pp. xi - xii.）</sub>。如此认知，亦被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副教授班纳吉用于解释俄苏科幻小说: 科技革命和大众媒介在西方､俄国近乎同时出现，俄国有科技的前瞻性思维却工业落后，有丰富的乌托邦意识形态却在文化上处于前现代，藐视西方或视西方为遥远他者，这为科幻小说在俄国以独特方式发达起来提供了特殊语境，使科幻小说在帝俄末期和苏联成为乌托邦的言说方式之一; 科幻小说在西方得到广泛的理论化研究，在俄国未得到充分探究，但不妨碍科幻小说在俄国创造出一系列共享的科技词汇､审美世界，“科幻小说这种新文类，不仅成为理解俄国现代化的一种形态，而且也积极参与对俄国现代性的独特建构。不同于欧美科幻小说，俄国科幻小说充满着显著的表述功能和教育功能，它们不能轻易总结为对科学和技术的被动领会，或对来自西方重要性作出对立的反应。相反，俄国科幻小说挪用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主要手段，建构了可供选择的发展和进步之模式，甚至提出俄国是比西方更为现代的叙述方式”，其独特表述功能，表达了所谓文化教育的价值<sub>（Anindita Banerjee，We Modern People: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Making of Russian Modernity. Middletown, Conne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2012, pp. 3 - 10.）</sub>。如此深刻的论述，在她主编的《俄罗斯科幻小说和电影: 批评指南》（2018）所辑录的 15 篇讨论俄国科幻小说和电影之作中更加具体化<sub>（Anindita Banerjee （eds. ）, Russian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and Cinema: A Critical Reader. Academic Studies Press，2018.）</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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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节选自《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国际政治学：西方斯拉夫学视野下的俄国大众文学》，原载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06期，作者林精华
-在冷战时代的斯拉夫学中，俄苏科幻小说研究占有特殊位置。工业革命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欧美的兴盛，刺激了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在英､ 法､ 德､ 美等国的科幻小说持续兴盛。冷战时代，西方为遏制苏联而加大对高科技的投入，科技进步更是日新月异，相应地，科幻小说也更为发达。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 年 4 月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进入太空……激发了苏联科幻小说的发展，进而引起西方对高科技和科幻小说在苏联发展的兴致。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和史学家皮尔斯 （John Pierce）编辑出版科幻小说爱好者杂志《文艺复兴》（Renaissance），有意识收录苏联作家创作的作品。与此同时，格莱德 （John Peter Glad）在博士学位论文 《俄国科幻小说及其相关的批评行为》中系统探讨科幻小说及相应的文学批评在俄国的发展情况。布朗大学英文系主任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教授主编 “推理小说/科幻小说” 研究丛书，包括对苏联科幻小说的研究，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麦奎尔 《红星: 苏联科学小说的政治学方方面面》（1977）。麦奎尔在此指出，“现代科幻小说几乎就是政治小说。自从19 世纪后期把过去的乌托邦传统和奇妙发明相交融以来，科幻小说扮演着传播政治哲学和公共政策之广泛混合的角色”，科幻小说有时候类似于反乌托邦或政治讽刺的文类，但有着追求文学之政治意义传统的俄苏科幻小说，却和 “俄罗斯共产主义乌托邦” 息息相关。革命活动家和乌托邦意识形态专家波格丹诺夫（А. Богданов）的科幻小说 《红星》（1908）和 《工程师门尼》（1912）开启了这一潮流，《红星》构想了另一个星球，叙述这个星球人如何进行类似于地球人那样的社会革命; 延续 《红星》的叙述模式，在苏联时代，科学家､ 意识形态专家和科幻小说家组成了互动空间，他们强烈趋向于相信科学进步概念，从而使苏联科幻小说有别于西方，更未出现美国畅销书作家､ 社会主义乌托邦小说家反思和批评极权社会的科幻小说<sub>（Patrick L. McGuire, Red Stars: Political Aspects of Soviet Science Fiction. Ann Arbor, Michigan: UMI Research Press, 1977, p. 52, p. 60.）</sub>。作者描述俄国科幻小说史，发掘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著名科幻小说奠基人别利亚耶夫 （А. Беляев）的 《水下农夫》（1930）､斯特鲁加茨基兄弟的诸多创作等等，论述科幻小说在苏联和意识形态之关系问题，关注 “苏联科幻小说读者的背景和态度”，认为 “苏联科幻小说的政治影响力之最直接情形，是由属于人群庞大的科技知识分子所推动的，同时不应该忘记苏联科幻小说的读者很多不是科学家，并且这类作品分布在市民社会各个行业，包括音乐工作者､ 士兵和外交人员､ 党政官员和克格勃机构等皆热衷这类作品”（Ibid, p. 92.）。这种视角近乎发现了不同于苏联官方话语所建构的另一种俄罗斯文学。在此基础上，麦奎尔的 《俄国科幻小说》（1981）更系统地讨论了科幻小说在俄国发展情况<sub>（Neil Barron (ed.), Anatomy of Wonder: A Critical Guide to Science Fiction. New York: Bowker, 1981.）</sub>。
+在冷战时代的斯拉夫学中，俄苏科幻小说研究占有特殊位置。工业革命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欧美的兴盛，刺激了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在英､ 法､ 德､ 美等国的科幻小说持续兴盛。冷战时代，西方为遏制苏联而加大对高科技的投入，科技进步更是日新月异，相应地，科幻小说也更为发达。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 年 4 月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进入太空……激发了苏联科幻小说的发展，进而引起西方对高科技和科幻小说在苏联发展的兴致。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和史学家皮尔斯 （John Pierce）编辑出版科幻小说爱好者杂志《文艺复兴》（Renaissance），有意识收录苏联作家创作的作品。与此同时，格莱德 （John Peter Glad）在博士学位论文 《俄国科幻小说及其相关的批评行为》中系统探讨科幻小说及相应的文学批评在俄国的发展情况。布朗大学英文系主任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教授主编 “推理小说/科幻小说” 研究丛书，包括对苏联科幻小说的研究，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麦奎尔 《红星: 苏联科学小说的政治学方方面面》（1977）。麦奎尔在此指出，“现代科幻小说几乎就是政治小说。自从19 世纪后期把过去的乌托邦传统和奇妙发明相交融以来，科幻小说扮演着传播政治哲学和公共政策之广泛混合的角色”，科幻小说有时候类似于反乌托邦或政治讽刺的文类，但有着追求文学之政治意义传统的俄苏科幻小说，却和 “俄罗斯共产主义乌托邦” 息息相关。革命活动家和乌托邦意识形态专家波格丹诺夫（А. Богданов）的科幻小说 《红星》（1908）和 《工程师门尼》（1912）开启了这一潮流，《红星》构想了另一个星球，叙述这个星球人如何进行类似于地球人那样的社会革命; 延续 《红星》的叙述模式，在苏联时代，科学家､ 意识形态专家和科幻小说家组成了互动空间，他们强烈趋向于相信科学进步概念，从而使苏联科幻小说有别于西方，更未出现美国畅销书作家､ 社会主义乌托邦小说家反思和批评极权社会的科幻小说<sub>（Patrick L. McGuire, Red Stars: Political Aspects of Soviet Science Fiction. Ann Arbor, Michigan: UMI Research Press, 1977, p. 52, p. 60.）</sub>。作者描述俄国科幻小说史，发掘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著名科幻小说奠基人别利亚耶夫 （А. Беляев）的 《水下农夫》（1930）､斯特鲁加茨基兄弟的诸多创作等等，论述科幻小说在苏联和意识形态之关系问题，关注 “苏联科幻小说读者的背景和态度”，认为 “苏联科幻小说的政治影响力之最直接情形，是由属于人群庞大的科技知识分子所推动的，同时不应该忘记苏联科幻小说的读者很多不是科学家，并且这类作品分布在市民社会各个行业，包括音乐工作者､ 士兵和外交人员､ 党政官员和克格勃机构等皆热衷这类作品”<sub>（Ibid, p. 92.）</sub>。这种视角近乎发现了不同于苏联官方话语所建构的另一种俄罗斯文学。在此基础上，麦奎尔的 《俄国科幻小说》（1981）更系统地讨论了科幻小说在俄国发展情况<sub>（Neil Barron (ed.), Anatomy of Wonder: A Critical Guide to Science Fiction. New York: Bowker, 1981.）</sub>。
 对俄国科幻小说的特别关注在后冷战时代斯拉夫学界得到延续，他们继续运用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即把科幻小说和乌托邦､ 民主相关联，而不仅是想象力和科学技术的审美化。在詹姆逊看来，“乌托邦一直是政治问题，一种有着不同寻常命运的文学样式: 作为一种文学价值形式，乌托邦是永久疑问的对象，其政治地位在结构上也是令人疑惑的。其历史语境的变动对认识这种并非是一种趣味或个人判断的可变性则无能为力。如在冷战期间，乌托邦是斯大林主义的同义词，曾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忽视人性弱点和原罪的项目”，但乌托邦在苏联似乎恢复了作为政治口号和政治激励的活力，这种矛盾就要求读者考察乌托邦和政治之关系､ 乌托邦思想的政治实践价值问题，并对社会主义和乌托邦进行区分（Fredric Jameson,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p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5, pp. xi - xii.）。如此认知，亦被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副教授班纳吉用于解释俄苏科幻小说: 科技革命和大众媒介在西方､ 俄国近乎同时出现，俄国有科技的前瞻性思维却工业落后，有丰富的乌托邦意识形态却在文化上处于前现代，藐视西方或视西方为遥远他者，这为科幻小说在俄国以独特方式发达起来提供了特殊语境，使科幻小说在帝俄末期和苏联成为乌托邦的言说方式之一; 科幻小说在西方得到广泛的理论化研究，在俄国未得到充分探究，但不妨碍科幻小说在俄国创造出一系列共享的科技词汇､ 审美世界，“科幻小说这种新文类，不仅成为理解俄国现代化的一种形态，而且也积极参与对俄国现代性的独特建构。不同于欧美科幻小说，俄国科幻小说充满着显著的表述功能和教育功能，它们不能轻易总结为对科学和技术的被动领会，或对来自西方重要性作出对立的反应。相反，俄国科幻小说挪用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主要手段，建构了可供选择的发展和进步之模式，甚至提出俄国是比西方更为现代的叙述方式”，其独特表述功能，表达了所谓文化教育的价值<sub>（Anindita Banerjee，We Modern People: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Making of Russian Modernity. Middletown, Conne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2012, pp. 3 - 10.）</sub>。如此深刻的论述，在她主编的 《俄罗斯科幻小说和电影: 批评指南》（2018）所辑录的 15 篇讨论俄国科幻小说和电影之作中更加具体化<sub>（Anindita Banerjee （eds. ）, Russian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and Cinema: A Critical Reader. Academic Studies Press，2018.）</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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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节选自《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国际政治学：西方斯拉夫学视野下的俄国大众文学》，原载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06期，作者林精华
-在冷战时代的斯拉夫学中，俄苏科幻小说研究占有特殊位置。工业革命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欧美的兴盛，刺激了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在英､ 法､ 德､ 美等国的科幻小说持续兴盛。冷战时代，西方为遏制苏联而加大对高科技的投入，科技进步更是日新月异，相应地，科幻小说也更为发达。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 年 4 月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进入太空……激发了苏联科幻小说的发展，进而引起西方对高科技和科幻小说在苏联发展的兴致。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和史学家皮尔斯 （John Pierce）编辑出版科幻小说爱好者杂志《文艺复兴》（Renaissance），有意识收录苏联作家创作的作品。与此同时，格莱德 （John Peter Glad）在博士学位论文 《俄国科幻小说及其相关的批评行为》中系统探讨科幻小说及相应的文学批评在俄国的发展情况。布朗大学英文系主任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教授主编 “推理小说/科幻小说” 研究丛书，包括对苏联科幻小说的研究，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麦奎尔 《红星: 苏联科学小说的政治学方方面面》（1977）。麦奎尔在此指出，“现代科幻小说几乎就是政治小说。自从19 世纪后期把过去的乌托邦传统和奇妙发明相交融以来，科幻小说扮演着传播政治哲学和公共政策之广泛混合的角色”，科幻小说有时候类似于反乌托邦或政治讽刺的文类，但有着追求文学之政治意义传统的俄苏科幻小说，却和 “俄罗斯共产主义乌托邦” 息息相关。革命活动家和乌托邦意识形态专家波格丹诺夫（А. Богданов）的科幻小说 《红星》（1908）和 《工程师门尼》（1912）开启了这一潮流，《红星》构想了另一个星球，叙述这个星球人如何进行类似于地球人那样的社会革命; 延续 《红星》的叙述模式，在苏联时代，科学家､ 意识形态专家和科幻小说家组成了互动空间，他们强烈趋向于相信科学进步概念，从而使苏联科幻小说有别于西方，更未出现美国畅销书作家､ 社会主义乌托邦小说家反思和批评极权社会的科幻小说<small>（Patrick L. McGuire, Red Stars: Political Aspects of Soviet Science Fiction. Ann Arbor, Michigan: UMI Research Press, 1977, p. 52, p. 60.）</small>。作者描述俄国科幻小说史，发掘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著名科幻小说奠基人别利亚耶夫 （А. Беляев）的 《水下农夫》（1930）､斯特鲁加茨基兄弟的诸多创作等等，论述科幻小说在苏联和意识形态之关系问题，关注 “苏联科幻小说读者的背景和态度”，认为 “苏联科幻小说的政治影响力之最直接情形，是由属于人群庞大的科技知识分子所推动的，同时不应该忘记苏联科幻小说的读者很多不是科学家，并且这类作品分布在市民社会各个行业，包括音乐工作者､ 士兵和外交人员､ 党政官员和克格勃机构等皆热衷这类作品”（Ibid, p. 92.）。这种视角近乎发现了不同于苏联官方话语所建构的另一种俄罗斯文学。在此基础上，麦奎尔的 《俄国科幻小说》（1981）更系统地讨论了科幻小说在俄国发展情况<small>（Neil Barron (ed.), Anatomy of Wonder: A Critical Guide to Science Fiction. New York: Bowker, 1981.）</small>。
+在冷战时代的斯拉夫学中，俄苏科幻小说研究占有特殊位置。工业革命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欧美的兴盛，刺激了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在英､ 法､ 德､ 美等国的科幻小说持续兴盛。冷战时代，西方为遏制苏联而加大对高科技的投入，科技进步更是日新月异，相应地，科幻小说也更为发达。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 年 4 月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进入太空……激发了苏联科幻小说的发展，进而引起西方对高科技和科幻小说在苏联发展的兴致。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和史学家皮尔斯 （John Pierce）编辑出版科幻小说爱好者杂志《文艺复兴》（Renaissance），有意识收录苏联作家创作的作品。与此同时，格莱德 （John Peter Glad）在博士学位论文 《俄国科幻小说及其相关的批评行为》中系统探讨科幻小说及相应的文学批评在俄国的发展情况。布朗大学英文系主任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教授主编 “推理小说/科幻小说” 研究丛书，包括对苏联科幻小说的研究，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麦奎尔 《红星: 苏联科学小说的政治学方方面面》（1977）。麦奎尔在此指出，“现代科幻小说几乎就是政治小说。自从19 世纪后期把过去的乌托邦传统和奇妙发明相交融以来，科幻小说扮演着传播政治哲学和公共政策之广泛混合的角色”，科幻小说有时候类似于反乌托邦或政治讽刺的文类，但有着追求文学之政治意义传统的俄苏科幻小说，却和 “俄罗斯共产主义乌托邦” 息息相关。革命活动家和乌托邦意识形态专家波格丹诺夫（А. Богданов）的科幻小说 《红星》（1908）和 《工程师门尼》（1912）开启了这一潮流，《红星》构想了另一个星球，叙述这个星球人如何进行类似于地球人那样的社会革命; 延续 《红星》的叙述模式，在苏联时代，科学家､ 意识形态专家和科幻小说家组成了互动空间，他们强烈趋向于相信科学进步概念，从而使苏联科幻小说有别于西方，更未出现美国畅销书作家､ 社会主义乌托邦小说家反思和批评极权社会的科幻小说<sub>（Patrick L. McGuire, Red Stars: Political Aspects of Soviet Science Fiction. Ann Arbor, Michigan: UMI Research Press, 1977, p. 52, p. 60.）</sub>。作者描述俄国科幻小说史，发掘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著名科幻小说奠基人别利亚耶夫 （А. Беляев）的 《水下农夫》（1930）､斯特鲁加茨基兄弟的诸多创作等等，论述科幻小说在苏联和意识形态之关系问题，关注 “苏联科幻小说读者的背景和态度”，认为 “苏联科幻小说的政治影响力之最直接情形，是由属于人群庞大的科技知识分子所推动的，同时不应该忘记苏联科幻小说的读者很多不是科学家，并且这类作品分布在市民社会各个行业，包括音乐工作者､ 士兵和外交人员､ 党政官员和克格勃机构等皆热衷这类作品”（Ibid, p. 92.）。这种视角近乎发现了不同于苏联官方话语所建构的另一种俄罗斯文学。在此基础上，麦奎尔的 《俄国科幻小说》（1981）更系统地讨论了科幻小说在俄国发展情况<sub>（Neil Barron (ed.), Anatomy of Wonder: A Critical Guide to Science Fiction. New York: Bowker, 1981.）</sub>。
 对俄国科幻小说的特别关注在后冷战时代斯拉夫学界得到延续，他们继续运用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即把科幻小说和乌托邦､ 民主相关联，而不仅是想象力和科学技术的审美化。在詹姆逊看来，“乌托邦一直是政治问题，一种有着不同寻常命运的文学样式: 作为一种文学价值形式，乌托邦是永久疑问的对象，其政治地位在结构上也是令人疑惑的。其历史语境的变动对认识这种并非是一种趣味或个人判断的可变性则无能为力。如在冷战期间，乌托邦是斯大林主义的同义词，曾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忽视人性弱点和原罪的项目”，但乌托邦在苏联似乎恢复了作为政治口号和政治激励的活力，这种矛盾就要求读者考察乌托邦和政治之关系､ 乌托邦思想的政治实践价值问题，并对社会主义和乌托邦进行区分（Fredric Jameson,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p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5, pp. xi - xii.）。如此认知，亦被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副教授班纳吉用于解释俄苏科幻小说: 科技革命和大众媒介在西方､ 俄国近乎同时出现，俄国有科技的前瞻性思维却工业落后，有丰富的乌托邦意识形态却在文化上处于前现代，藐视西方或视西方为遥远他者，这为科幻小说在俄国以独特方式发达起来提供了特殊语境，使科幻小说在帝俄末期和苏联成为乌托邦的言说方式之一; 科幻小说在西方得到广泛的理论化研究，在俄国未得到充分探究，但不妨碍科幻小说在俄国创造出一系列共享的科技词汇､ 审美世界，“科幻小说这种新文类，不仅成为理解俄国现代化的一种形态，而且也积极参与对俄国现代性的独特建构。不同于欧美科幻小说，俄国科幻小说充满着显著的表述功能和教育功能，它们不能轻易总结为对科学和技术的被动领会，或对来自西方重要性作出对立的反应。相反，俄国科幻小说挪用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主要手段，建构了可供选择的发展和进步之模式，甚至提出俄国是比西方更为现代的叙述方式”，其独特表述功能，表达了所谓文化教育的价值<sub>（Anindita Banerjee，We Modern People: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Making of Russian Modernity. Middletown, Conne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2012, pp. 3 - 10.）</sub>。如此深刻的论述，在她主编的 《俄罗斯科幻小说和电影: 批评指南》（2018）所辑录的 15 篇讨论俄国科幻小说和电影之作中更加具体化<sub>（Anindita Banerjee （eds. ）, Russian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and Cinema: A Critical Reader. Academic Studies Press，2018.）</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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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节选自《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国际政治学：西方斯拉夫学视野下的俄国大众文学》，原载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06期，作者林精华
-在冷战时代的斯拉夫学中，俄苏科幻小说研究占有特殊位置。工业革命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欧美的兴盛，刺激了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在英､ 法､ 德､ 美等国的科幻小说持续兴盛。冷战时代，西方为遏制苏联而加大对高科技的投入，科技进步更是日新月异，相应地，科幻小说也更为发达。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 年 4 月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进入太空……激发了苏联科幻小说的发展，进而引起西方对高科技和科幻小说在苏联发展的兴致。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和史学家皮尔斯 （John Pierce）编辑出版科幻小说爱好者杂志《文艺复兴》（Renaissance），有意识收录苏联作家创作的作品。与此同时，格莱德 （John Peter Glad）在博士学位论文 《俄国科幻小说及其相关的批评行为》中系统探讨科幻小说及相应的文学批评在俄国的发展情况。布朗大学英文系主任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教授主编 “推理小说/科幻小说” 研究丛书，包括对苏联科幻小说的研究，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麦奎尔 《红星: 苏联科学小说的政治学方方面面》（1977）。麦奎尔在此指出，“现代科幻小说几乎就是政治小说。自从19 世纪后期把过去的乌托邦传统和奇妙发明相交融以来，科幻小说扮演着传播政治哲学和公共政策之广泛混合的角色”，科幻小说有时候类似于反乌托邦或政治讽刺的文类，但有着追求文学之政治意义传统的俄苏科幻小说，却和 “俄罗斯共产主义乌托邦” 息息相关。革命活动家和乌托邦意识形态专家波格丹诺夫（А. Богданов）的科幻小说 《红星》（1908）和 《工程师门尼》（1912）开启了这一潮流，《红星》构想了另一个星球，叙述这个星球人如何进行类似于地球人那样的社会革命; 延续 《红星》的叙述模式，在苏联时代，科学家､ 意识形态专家和科幻小说家组成了互动空间，他们强烈趋向于相信科学进步概念，从而使苏联科幻小说有别于西方，更未出现美国畅销书作家､ 社会主义乌托邦小说家反思和批评极权社会的科幻小说（Patrick L. McGuire, Red Stars: Political Aspects of Soviet Science Fiction. Ann Arbor, Michigan: UMI Research Press, 1977, p. 52, p. 60.）。作者描述俄国科幻小说史，发掘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著名科幻小说奠基人别利亚耶夫 （А. Беляев）的 《水下农夫》（1930）､斯特鲁加茨基兄弟的诸多创作等等，论述科幻小说在苏联和意识形态之关系问题，关注 “苏联科幻小说读者的背景和态度”，认为 “苏联科幻小说的政治影响力之最直接情形，是由属于人群庞大的科技知识分子所推动的，同时不应该忘记苏联科幻小说的读者很多不是科学家，并且这类作品分布在市民社会各个行业，包括音乐工作者､ 士兵和外交人员､ 党政官员和克格勃机构等皆热衷这类作品”（Ibid, p. 92.）。这种视角近乎发现了不同于苏联官方话语所建构的另一种俄罗斯文学。在此基础上，麦奎尔的 《俄国科幻小说》（1981）更系统地讨论了科幻小说在俄国发展情况（Neil Barron (ed.), Anatomy of Wonder: A Critical Guide to Science Fiction. New York: Bowker, 1981.）。
+在冷战时代的斯拉夫学中，俄苏科幻小说研究占有特殊位置。工业革命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欧美的兴盛，刺激了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在英､ 法､ 德､ 美等国的科幻小说持续兴盛。冷战时代，西方为遏制苏联而加大对高科技的投入，科技进步更是日新月异，相应地，科幻小说也更为发达。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 年 4 月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进入太空……激发了苏联科幻小说的发展，进而引起西方对高科技和科幻小说在苏联发展的兴致。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和史学家皮尔斯 （John Pierce）编辑出版科幻小说爱好者杂志《文艺复兴》（Renaissance），有意识收录苏联作家创作的作品。与此同时，格莱德 （John Peter Glad）在博士学位论文 《俄国科幻小说及其相关的批评行为》中系统探讨科幻小说及相应的文学批评在俄国的发展情况。布朗大学英文系主任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教授主编 “推理小说/科幻小说” 研究丛书，包括对苏联科幻小说的研究，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麦奎尔 《红星: 苏联科学小说的政治学方方面面》（1977）。麦奎尔在此指出，“现代科幻小说几乎就是政治小说。自从19 世纪后期把过去的乌托邦传统和奇妙发明相交融以来，科幻小说扮演着传播政治哲学和公共政策之广泛混合的角色”，科幻小说有时候类似于反乌托邦或政治讽刺的文类，但有着追求文学之政治意义传统的俄苏科幻小说，却和 “俄罗斯共产主义乌托邦” 息息相关。革命活动家和乌托邦意识形态专家波格丹诺夫（А. Богданов）的科幻小说 《红星》（1908）和 《工程师门尼》（1912）开启了这一潮流，《红星》构想了另一个星球，叙述这个星球人如何进行类似于地球人那样的社会革命; 延续 《红星》的叙述模式，在苏联时代，科学家､ 意识形态专家和科幻小说家组成了互动空间，他们强烈趋向于相信科学进步概念，从而使苏联科幻小说有别于西方，更未出现美国畅销书作家､ 社会主义乌托邦小说家反思和批评极权社会的科幻小说<small>（Patrick L. McGuire, Red Stars: Political Aspects of Soviet Science Fiction. Ann Arbor, Michigan: UMI Research Press, 1977, p. 52, p. 60.）</small>。作者描述俄国科幻小说史，发掘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著名科幻小说奠基人别利亚耶夫 （А. Беляев）的 《水下农夫》（1930）､斯特鲁加茨基兄弟的诸多创作等等，论述科幻小说在苏联和意识形态之关系问题，关注 “苏联科幻小说读者的背景和态度”，认为 “苏联科幻小说的政治影响力之最直接情形，是由属于人群庞大的科技知识分子所推动的，同时不应该忘记苏联科幻小说的读者很多不是科学家，并且这类作品分布在市民社会各个行业，包括音乐工作者､ 士兵和外交人员､ 党政官员和克格勃机构等皆热衷这类作品”（Ibid, p. 92.）。这种视角近乎发现了不同于苏联官方话语所建构的另一种俄罗斯文学。在此基础上，麦奎尔的 《俄国科幻小说》（1981）更系统地讨论了科幻小说在俄国发展情况<small>（Neil Barron (ed.), Anatomy of Wonder: A Critical Guide to Science Fiction. New York: Bowker, 1981.）</small>。
-对俄国科幻小说的特别关注在后冷战时代斯拉夫学界得到延续，他们继续运用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即把科幻小说和乌托邦､ 民主相关联，而不仅是想象力和科学技术的审美化。在詹姆逊看来，“乌托邦一直是政治问题，一种有着不同寻常命运的文学样式: 作为一种文学价值形式，乌托邦是永久疑问的对象，其政治地位在结构上也是令人疑惑的。其历史语境的变动对认识这种并非是一种趣味或个人判断的可变性则无能为力。如在冷战期间，乌托邦是斯大林主义的同义词，曾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忽视人性弱点和原罪的项目”，但乌托邦在苏联似乎恢复了作为政治口号和政治激励的活力，这种矛盾就要求读者考察乌托邦和政治之关系､ 乌托邦思想的政治实践价值问题，并对社会主义和乌托邦进行区分（Fredric Jameson,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p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5, pp. xi - xii.）。如此认知，亦被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副教授班纳吉用于解释俄苏科幻小说: 科技革命和大众媒介在西方､ 俄国近乎同时出现，俄国有科技的前瞻性思维却工业落后，有丰富的乌托邦意识形态却在文化上处于前现代，藐视西方或视西方为遥远他者，这为科幻小说在俄国以独特方式发达起来提供了特殊语境，使科幻小说在帝俄末期和苏联成为乌托邦的言说方式之一; 科幻小说在西方得到广泛的理论化研究，在俄国未得到充分探究，但不妨碍科幻小说在俄国创造出一系列共享的科技词汇､ 审美世界，“科幻小说这种新文类，不仅成为理解俄国现代化的一种形态，而且也积极参与对俄国现代性的独特建构。不同于欧美科幻小说，俄国科幻小说充满着显著的表述功能和教育功能，它们不能轻易总结为对科学和技术的被动领会，或对来自西方重要性作出对立的反应。相反，俄国科幻小说挪用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主要手段，建构了可供选择的发展和进步之模式，甚至提出俄国是比西方更为现代的叙述方式”，其独特表述功能，表达了所谓文化教育的价值（Anindita Banerjee，We Modern People: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Making of Russian Modernity. Middletown, Conne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2012, pp. 3 - 10.）。如此深刻的论述，在她主编的 《俄罗斯科幻小说和电影: 批评指南》（2018）所辑录的 15 篇讨论俄国科幻小说和电影之作中更加具体化（Anindita Banerjee （eds. ）, Russian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and Cinema: A Critical Reader. Academic Studies Press，2018.）。
+对俄国科幻小说的特别关注在后冷战时代斯拉夫学界得到延续，他们继续运用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即把科幻小说和乌托邦､ 民主相关联，而不仅是想象力和科学技术的审美化。在詹姆逊看来，“乌托邦一直是政治问题，一种有着不同寻常命运的文学样式: 作为一种文学价值形式，乌托邦是永久疑问的对象，其政治地位在结构上也是令人疑惑的。其历史语境的变动对认识这种并非是一种趣味或个人判断的可变性则无能为力。如在冷战期间，乌托邦是斯大林主义的同义词，曾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忽视人性弱点和原罪的项目”，但乌托邦在苏联似乎恢复了作为政治口号和政治激励的活力，这种矛盾就要求读者考察乌托邦和政治之关系､ 乌托邦思想的政治实践价值问题，并对社会主义和乌托邦进行区分（Fredric Jameson,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p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5, pp. xi - xii.）。如此认知，亦被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副教授班纳吉用于解释俄苏科幻小说: 科技革命和大众媒介在西方､ 俄国近乎同时出现，俄国有科技的前瞻性思维却工业落后，有丰富的乌托邦意识形态却在文化上处于前现代，藐视西方或视西方为遥远他者，这为科幻小说在俄国以独特方式发达起来提供了特殊语境，使科幻小说在帝俄末期和苏联成为乌托邦的言说方式之一; 科幻小说在西方得到广泛的理论化研究，在俄国未得到充分探究，但不妨碍科幻小说在俄国创造出一系列共享的科技词汇､ 审美世界，“科幻小说这种新文类，不仅成为理解俄国现代化的一种形态，而且也积极参与对俄国现代性的独特建构。不同于欧美科幻小说，俄国科幻小说充满着显著的表述功能和教育功能，它们不能轻易总结为对科学和技术的被动领会，或对来自西方重要性作出对立的反应。相反，俄国科幻小说挪用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主要手段，建构了可供选择的发展和进步之模式，甚至提出俄国是比西方更为现代的叙述方式”，其独特表述功能，表达了所谓文化教育的价值<sub>（Anindita Banerjee，We Modern People: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Making of Russian Modernity. Middletown, Conne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2012, pp. 3 - 10.）</sub>。如此深刻的论述，在她主编的 《俄罗斯科幻小说和电影: 批评指南》（2018）所辑录的 15 篇讨论俄国科幻小说和电影之作中更加具体化<sub>（Anindita Banerjee （eds. ）, Russian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and Cinema: A Critical Reader. Academic Studies Press，2018.）</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