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至1966年中国大陆外国科幻的译介及影响分析（节选）

（作者：罗能。本文节选自《1949年至1966年中国大陆外国科幻的译介及影响分析》，刊于《中国科幻研究》2011年1月[总第2期]）

二、苏联模式

郑文光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这样写道：“（科学幻想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作品，通过艺术文学的感染力量和美丽动人的故事情节，形象地描绘出现代科学技术的无比威力，指出人类光辉灿烂的远景。”（郑文光，谈谈科幻小说［N］，读书日报，1956-03）这句话道明了当时郑文光对科幻小说性质的看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凡尔纳的科学乐观主义，可以看到积极昂扬的时代精神，还可看到秉持“科学万能论”的苏联“老大哥”的身影。

科学是神，科学万能是五六十年代苏联科幻小说的一贯论调，这种论调随着苏联科幻小说五六十年代的大量涌入感染了一代中国人。仔细想来，这种论调也许是来自凡尔纳的科学乐观主义，但是又有所不同。凡尔纳的小说的重点永远不在科学技术上，而是在故事上；苏联的科幻小说却像极了一场场的“科技秀”，科学家利用无所不能的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任何问题，能够克服所有困难。这无疑是在资本主义阵营封锁下的一种精神宜泄，努力用文字用想象来说服自己和国人：拜科学所赐，敌人终究困不住我们，社会主义总将获胜。这一点在十七年间引进中国大陆的单行本中也许还不太明显，因为这些单行本很多创作于二战前，还没有进入二战后的那种狂热的年代，但在杂志上翻译的单篇却带有很浓的“科学万能论”的色彩。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到军事上的抗敌制胜，科学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显示着超越一切的威力。

苏联科幻作家、评论家叶夫列莫夫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觉得真正的科学幻想作品的本质在于它是对人类科学成就、对于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人类本身所取得成就的附属品的幻想，这是现代科学幻想的本质。展示在社会和人类发展中科学的影响，反映科学进步，反映认识、驾驭自然、世界的心理、感觉和日常生活——这一切是科学幻想的主要思想、意义和目的。”（孟庆枢.苏联科幻小说浅论［M］//黄伊，论科学幻想小说，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245.）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幻想是建立在“成就”和“进步”之上的，这意味着描述科学这把“双刃剑”可能带来的另外一种后果的作品，是不会被认可为“科幻小说”的。其最好的证明，就是被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奠基之作的叶·扎米亚京的《我们》。这篇小说被《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成为“焚书年代里的文学奇品”，而奥威尔自己也坦言写作《1984》受到了该书的很多启发，他还指出《美丽新世界》也有《我们》的影子。对比三篇卓越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可以发现诸多相似之处，在这里就不一一论述。这样一篇描述26世纪的“唯一国”的小说，从方方面面上看都可以算得上是一部充满着哲学和社会思考的科幻小说，但是在以前的苏联科幻界是从来不被提起的，于是在受苏联影响颇深的新中国也就不见其踪迹了。因为它不符合“正统”的苏联科幻文学的定义，甚至连“正统”的苏联文学都算不上，被禁是它必然的命运。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苏联科幻小说并不仅仅局限于别里亚耶夫，叶夫列莫夫的作品，并不只是各种“科技秀”，只是因为各种因素，只有苏联“正统”的科幻小说才能得以在苏联面市，自然在大量引进苏联科幻小说的五六十年代，我们只能见着“正统”的苏联科幻小说了，影响中国科幻作家的当然是“正统”的苏联科幻文学理念了。

建国初期苏联一直扮演着“老大哥”的角色，在各个方面都给予了新中国很多的援助。在科幻文学领域也是如此。像“科学幻想小说”这个译名，就是从俄文直接翻译来的，而实际上最正统的英文名Science Fiction，直译过来应该是如鲁迅那一代人翻译的“科学小说”才是（郭建中，关于Science Fiction的翻译问题［J］，上海科技翻译，2004（2）：52.）。同时，很多外国小说是从俄文翻译而来的，比如凡尔纳的小说，并且，就连“儒勒·凡尔纳”这个名字也是从俄文翻译来的。译名只是小小一瞥，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科作者不管是在创作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带着苏联“正统”科幻的痕迹。

从创作理论上看，十七年间的中国科幻作者们延续了苏联的“科学万能论”，这一点可以从李永铮的一篇科幻小说《画中人》中“爸爸”所说的一段话中明显地流露出来：“孩子，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世界上只有越来越进步、越完善的科学，决没有越来越简单的科学。”（芮萌，穿越科学的“魔障”：论中国科幻小说之发展变革［M］.浙江：苏州大学，2001）在创作实践上，很多科幻作者都有一个写作套路：“无论哪一篇作品，总逃脱不了这么一关：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或者是一位无事不晓、无事不知的老爷爷给孩子们上起课来了。于是，误会，然后谜底终于揭开：奇遇，然后来个参观；或者干脆就是个从头到尾的参观记——一个毫无知识的‘小傻瓜’，或是一位对样样都表示好奇的记者，和个无事不晓的老教授一问一答地讲起科学来了。”（萧建亨，试谈我科学幻想小说的发展［M］/黄伊，论科学幻想小说，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25.）而这样一个写作套路可以在当时翻译的很多苏联科幻小说中找到影子，比如萨巴林的《魔鞋》。还有些小说，直接照搬苏联科幻小说中的创意，再套上一个中国式的外壳，比如赵世洲的《活孙悟空》，和发表于《中学生》1957年第3期上波·切尔尼亚叶夫的《活了的画像》如出一辙。

还有在非常有名的《布克的奇遇》中，小狗换头的情节难道和别利亚耶夫的名作《陶威尔教授的头颅》没有几分相似吗？

在谈及中国科幻“科普化”的问题时，有研究者认为“以科普观为核心”的“正统”苏联科幻小说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角色。的确，很多苏联科幻作家、理论家对于科幻小说的功用，都是持“科普论”的观点的。苏联科幻小说家别利亚耶夫曾有过这样的观点：“由于科幻作品描写的是科技问题，因此它首先应该是科技宣传鼓动的手段之一。它应该普及科学知识。引起读者，特别是青年是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如果不仔细考察中国科幻的发展历史，很容易让人觉得中国科幻科普化果就是苏联科幻所造成。但是，新中国初期科幻小说的科普化不是受“正统”苏联科幻小说影响一蹴而就的，而是在长期的时代冲击下形成的。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谈到科学小说之功用时说：“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这是说传统的科学论文太过枯燥乏味，而科学小说能让人兴致勃勃。他还进一步说：“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山此可见鲁迅认为科学小说最紧要的任务是“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可见当时的知识分子寻求各种途径拯救民族的良苦用心。鲁迅可以算是最早的科幻小说“科普论”的支持者，之后将这一理论用于实践的有以支明的《生生袋》（《绣像小说》1905年第四十九至五十二期）、徐卓呆的《秘密室》（《小说月报》1912年第三期）秋山的《消灭机》（《中华小说界》1916年第三卷第一期）等作品，“力图于有限的作品容量中加入最大量的科学知识以教化读者”（芮萌，穿越科学的“魔障”：论中国科幻小说之发展变革［M］.浙江：苏州大学，2001）。这些作品还可以算作“俗文学”的一个分支，还有一类作品则将说教功能发展到了极致，充分体现了科是一脉相承，比如李迫的《放炮》（《直隶实业杂志》1913年第十、十二期）、端生的《元素大会》（东方杂志》1914年第十卷第十一号）、捷臣的《蚊之友爱》（《中华学生界》1916年第二卷第六期）等。可以称得上中国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作家的顾均正，也是持和鲁迅一样的“科普观”。

他在1946年出版的科幻小说集《在北极底下》的自序中说：“我们能不能，并且要不要利用这一类小说来多装一点科学的东西，以作普及科学教育的一助呢？我想这工作是可能的，而且是值得尝试的。”（顾均正，在北极底下·序［M］//黄伊，作家论科学文艺（第一辑）.江苏：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20）像鲁迅、顾均正这样的知识分子试图用科学小说来增进国民素质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显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时代的需要。

将新中国头十七年的状况与晚清民国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人民摆脱了压迫，但是仍然缺乏科学文化知识，新诞生的共和国仍然积贫积弱。

要改变这一点，只有增进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而人民也有这样的诉求。通过科幻小说来传播科学知识，前人已有过很好的尝试，也确实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再加上政策的支持，新中国早期的一批科幻小说呈现出浓厚的科普色彩，也就在清理之中了。这可以视为一种传承，但更多的还是时代的需要，还加入很多政治的因素，比如“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提出。

那么，是否苏联科幻小说对于新中国科幻小说的科普化就一点作用都没有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也并不是简单的直接影响模式，而是首先受到了“中国化”，再对作者读者产生影响。

所谓的“中国化”，是指苏联科幻文学在引进中国时受到的曲解和变形。最典型的莫过于“科学文艺”这样一个概念。据郑文光说，“科学文艺”这个词可能是高尔基首先使用的。（郑文光，科学文艺杂谈［M］//黄伊.作家论科学文艺（第一辑），江苏；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80）而在苏联，“科学文艺”指的是伊林式的科普著作，并没有包含科幻小说这一种类；在中国，“还包含了属于小说一类的科学幻想小说，属于童话一类的科学童话：科学考察记和科学游记；此外，又包含了师承我国古代小品文传统的科学小品，借用了我国特有的相声艺术形式的科学相声和科学诗”。十七年问的科幻翻译者和作者们在当时只看到了两者的共同之处，即与科学都沾亲带故，却没有看到两者在本质上的不同，在笔者看来，这其实是为文革后科幻小说到底姓“科”姓“文”的大争论埋下了伏笔。科幻理论研究者杜渐在一篇文章中说道：“中国借用了苏联这一名词，扩而大之，把几乎任何一种文艺形式，只要跟科学沾上一点儿边，就划入‘科学文艺’去，这怎么不把问题越搞越混乱呢？”新中国早期的科幻翻译者和作者们怀着一颗普及科学的心，急切地想要人民的科学知识水平得到提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混淆了概念，造成了理解认识上的混乱局面。在这种混乱局面中，科幻小说创作者们将创作科幻小说的目的与创作科普作品的目的等同起来，认为科幻小说也应该承担起科普的责任。

另外，科幻小说的翻译者在翻译再创作的过程当中，推动了中国科幻科普化的进程。很多译者在翻译苏联科幻小说时，对其进行了改写，以至于我们无法知道作品的原貌是怎样的，展现在读者眼前的，都是带有明显科普色彩的作品。有些苏联科幻小说也许是有生动的情节和人物的，但是译者只将小说中的科学说教提取出来，或者只是重点说明科学技术，情节和人物都受到了删改。这只是笔者的推测，因为没有时间和能力去查看俄文原文是怎样的。出现一两篇这样的翻译小说也许是偶然，但是仔细研读这一时段翻译的苏联科幻小说，特别是发表在杂志上的，我们很明显地可以发现这一篇篇精致短小的充斥着科学新奇发明的小说是如此的一致，这无意中是告诉中国科幻作者，应该这样写科幻。同时，当时科幻的翻译者和作者之间有着很频繁的交流，他们是在科普这面大旗下聚集起来的，于是创作活动和翻译活动交织起来，你影响我，我影响你，分不清谁先谁后了。

综上所述，译介而来的“正统”的苏联科幻小说对于新中国科幻创作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的作用，而是在时代和政治的决定下，产生了复杂的双向的影响。1962年之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科幻小说基本退出了中国，而文革后，苏联科幻小说已是明日黄花了，再加上欧美经典科幻的引入，苏联科幻小说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文革后出生的几代人，不说读过《水陆两栖人》这样的苏联科幻小说的经典之作，恐怕是听都没听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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