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变与竞争——布尔加科夫小说《不祥的蛋》中的科学话语谱系
本文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 张晖，本文发表于《中国俄语教学》2022年2月（第41卷第1期）
提要： 米哈伊尔· 布尔加科夫的小说《不祥的蛋》包含了20世纪20年代苏联历史、政治与科技话语的多层重叠。本文试图以小说所涉及的生物学背景出发，聚焦文本中所涉及的科技图景与科学话语，讨论它们与俄国科学史上相关领域学术沿革和知识传播之间的联系，并由此辨析科幻事件背后所触及的现实期望与焦虑。具体地说，《不祥的蛋》中科幻图像的谱系可回溯至俄国知识界关于进化论与系统发生论中重要概念由来已久的两大论争，这两种论争在20世纪早期随着基因理论等新知识的崛起产生了新的动向。第一个争论面向的是进化论中的“天择”，辩论的焦点是达尔文所代表的“自然选择”与拉马克所代表的“获得性遗传”之间的矛盾。第二个争论面向的是达尔文主义所强调的“物竞”，其议题为：进化的普遍导向是有机体间的竞争和掠夺，还是合作和互惠？《不祥的蛋》中的科幻场景反映了这两个议题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背景下的新生命和多重外延：它们一方面映现出基因理论、优生学等科学新领域的诞生与传播，另一方面也传达了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与文化生活中的焦点问题与诉求。
关键词： 布尔加科夫 不祥的蛋 进化论 遗传学 优生学
[中图分类号] H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10（ 2022）01-0059-09
本文系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 2019PJC093）的阶段性成果。
一、 生命之光：《不祥的蛋》的科幻属性与科学背景
20世纪20年代见证了苏联科幻文学的第一个热潮：阿列克谢· 托尔斯泰（ А. Н. Толстой）、叶甫盖尼· 扎米亚京（ Е. И. Замятин）、亚历山大· 别利亚耶夫（ А. Р. Беляев）等作家都在这一时期留下了经典的科幻作品。当时在莫斯科文坛初露锋芒的米哈伊尔· 布尔加科夫（ М. А. Булгаков）也完成了两部科幻题材的中篇小说——《不祥的蛋》（ Роковые яйца，写于1924年）与《狗心》（ Собачье сердце，写于1925年）。无论在俄国还是中西方的文学批评传统中，对于这两部作品的解读主要是由两个角度切入的：一类评论将它们看作社会寓言，通过挖掘小说中所影射的各种社会现实，拼贴还原出作家对新经济政策时期政治现象与社会风气的讽刺以及对未来的警示；另一类评论将它们读作宗教寓言，从科幻情节中的发现、创造、失控、灾难等主题生发出基督教的末世论、“敌基督”“魔鬼的诱惑”等概念，将小说解析为科幻“神话”。【关于小说《不祥的蛋》的社会讽刺与警示意义，详见： Степанов С. И. О мире видимом и невидимом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М. Булгакова. Разруха в головах. СПб.: Алетейя, 2011, стр. 96-122; Менглинова Л. Б. Социальнофилософская сатира в повести М. А. Булгакова «Роковые яйца»// Вестник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2007), стр. 29-35；周启超，关注着“远处的沉船、冰山” ——重读米· 布尔加科夫的《孽卵》，《外国文学评论》， 1（ 2007）， 85-89；王宏起，科幻小说?抑或预警小说?——布尔加科夫的《不祥之蛋》和《狗心》两小说解析，《中外文化与文论》， 1（ 2005）， 137-146。关于《不祥的蛋》的宗教与神话象征元素，可参考： Гаспаров Б. М. Новый завет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М. А. Булгакова.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лейтмотивы. Очерки п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ХХ века. М.: Наука, 1994, стр. 83-123; Николаев Д. Д. Будущее в повести М. А. Булгакова «Роковые яйца» //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2 (2015), стр. 37-49.】不同的关注点反映了这两部小说本身的复杂性：作家在天马行空的幻想背后安插了错综交织的历史事实和互文元素，因此小说的诠释便涉及文本中所包含的科技、政治和宗教多个层面的话语分析。然而，较少有评论从这两部小说涉及的生物学背景出发，分析小说中的科幻意象与科技史实之间的联系。鉴于此，本文试图以《不祥的蛋》为例，聚焦文本中所涉及的科技图景与科学话语，讨论它们与俄国科学史上相关领域学术沿革和知识传播之间的联系，并由此辨析科幻事件背后所触及的社会集体期望与焦虑。
小说《不祥的蛋》完成于1924年，于次年年初发表于《地心》年鉴（ Недра）。布尔加科夫在同一时期创作了该小说的缩略版本，并另立标题为《生命之光》（ Луч жизни）。《不祥的蛋》的故事正是围绕着莫斯科动物研究所所长佩尔西科夫（ Персиков）教授在两栖类动物实验中意外发现的“生命之光”展开的。他发现，一种实验室条件下合成的电磁辐射可以使有机体发生变异，变异体的生长和繁殖速率都会呈现几何级数倍的增长，对同类的攻击性也会倍增。此时，在俄国爆发了鸡瘟，家禽供应短缺，国民农场经理罗克（ Рокк, 与“劫运”（ рок）一词谐音）了解到教授的新发现，便计划用“生命之光”的能量催化鸡蛋以加速生产，结果却由于实验材料运输的差错催生出食人的巨型爬虫。孕育生命力的奇迹最终引向一场生物灾难，“生命之光”的发现者和操纵者都丧身灾祸中，小说成为一部充满反讽意味的现代启示录。
“生命之光”这一意象很容易让20年代的苏联读者联想到1927年发表的另一部科幻读物：阿· 托尔斯泰的《加林工程师的双曲面体》（ Гиперболоид инженера Гарина）。在该作品中，“野心家”加林所发明的未来激光武器被称为“死亡之光”（ луч смерти）。无论是“生命”还是“死亡”，“光”在这里都是能量的形式，可以激发或者消灭生物体自身的潜能。对于“光”的聚焦反映了科幻传统中对于无机物与有机体的边界与交互问题的痴迷与猜想，而这样的痴迷又源自于18世纪的电疗法等科学发现所引发的想象空间，并取材于哥特文学和神秘主义的话语内容。这一传统的鼻祖便是玛丽· 雪莱（ M.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 Frankenstein）。
虽然《不祥的蛋》的“创造与毁灭”“创造者与被造物”的母题可以追溯到《弗兰肯斯坦》的哥特渊源，但布尔加科夫所描绘的科学问题显然更为现代。在“生”与“死”这一对简单命题间，《不祥的蛋》中的科幻演绎发生于变异、生长、繁殖、竞争、吞噬这些生物学过程中。就小说所倚赖的科学话语而言，它属于遗传学主题的科幻小说类型。批评家海伦· 帕克（ H. Parker）认为，该类型的小说有两类元叙事：一是自然条件下发生的“生物灾难”，二是可控环境下人为诱发的“生命改造”。（ Parker 1984: 35）《不祥的蛋》与大多数生物学类型科幻作品一样，属于后一类。以变异、杂交、克隆等形式人为地创造与改造生命体——这是科幻文学史上的一个基本话题：无论是《弗兰肯斯坦》，还是诸如威尔斯（ H. G. Wells）的《莫洛博士岛》（ The Island of Doctor Moreau）与赫胥黎（ A.Huxley）的《美丽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这样的科幻经典，都将人对他者或自身的改造这一议题置于叙事中心。到了20世纪以后， “基因”概念的出现赋予了科幻作者新的想象空间，生物技术的革新促成了文学中“生命改造”叙事手段的变化。
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俄国文学总是表现出科技革新对于本土社会之冲击的关切。曾以医生为职业的布尔加科夫即使在弃医从文后也并未断绝与医学和生物学领域的联系。在《不祥的蛋》的主人公——佩尔西科夫教授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位与作家同时代的生物学家的影子。一位是时任莫斯科大学动物学、比较解剖与生理系的谢韦尔佐夫（ А. Н. Северцов）教授。据布尔加科夫传记作者楚达科娃记载，布尔加科夫在1924—1926年间与其一家来往密切，而教授一家就住在莫大动物学博物馆所在楼内，这栋楼也是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 Чудакова 1988: 309-310）值得一提的是， 1924年谢韦尔佐夫教授的年龄刚好是58岁，与小说中的佩尔西科夫一样。另一位是莫斯科大学医学系的阿布里科索夫（ А. И. Абрикосов）教授，他也在动物学博物馆楼内工作，根据学者亚布罗科夫的观点，他的姓氏很可能就是佩尔西科夫这个姓的灵感来源。（ Яблоков 2011: 482）布尔加科夫本人对于同时代生物学家的关注，使我们有理由更细致地看待《不祥的蛋》中的生物学话语。
若我们将小说的科学话语置于俄国科学传播与接受史的语境，就可以发现，小说中描绘的生物现象从多方面反映了20世纪初俄国知识界对于生物学理论的诠释与想象。而在源头上，这样的“科学接收传统”可以追溯至19世纪后期俄国知识分子围绕进化论与系统发生论进行的论争，论争的焦点问题有两个：首先是达尔文所代表的“自然选择”与拉马克所代表的“获得性遗传”之间的矛盾：生物后天获得的特征和习惯是否可以通过代代积累获取遗传性，从而代代相传？其次是针对达尔文进化论中所强调的“物竞”：自然选择的作用会推导出怎样的生态图景？进化的普遍动力是有机体间的竞争、掠夺、搏斗，还是合作和互惠？在20世纪初，这两种论争在科技与人文的双重剧变背景下产生了新的动向。《不祥的蛋》中的科幻场景便反映了这两个议题在20年代的新生命和多重外延：在科学领域，它们映现了这一时期基因理论与优生学技术等新领域的诞生与传播；而在人文领域，它们传达出了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焦点问题与诉求。
二、突变：生物技术与人类技术
自1864年《物种起源》被译介到俄国开始，俄国知识分子便开始了围绕达尔文主义的争辩与评注。许多达尔文主义的批评者不愿接受“先天选择”这一理念，他们坚持认为生命体可以在后天习得某些有利于生存的特性，增加“被选择”的机率。（ Graham 1993: 56-75）对于许多惯于借用生物学语汇譬喻社会问题、以生物进化史对应人类历史的俄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一“先天”与“后天”之间的争论内含着深远的政治寓意：如果一切皆为天性使然，那么阶级的划分是不是理应如此？人又如何改变自身的命运？正是在这一因素的诱导下， 30年代的苏联见证了“李先科主义”（ лысенковщина）崛起，“后天论”成为唯一的“正统”遗传理论。
然而在布尔加科夫写作《不祥的蛋》的新经济主义时期，“先天”论依然是苏联生物学界的主流，以切特维利科夫（ С. С. Четвериков）为首的苏联遗传学家更是当时全世界基因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切氏等人不仅开拓了摩尔根创立的果蝇实验，还促进了孟德尔的遗传学说与达尔文主义在生物学体系上的合成。切特维利科夫认为基因变异现象的发现为进化论的图景提供了革命性的补充：有益于繁衍的变异可以在种群内迅速传播，使自然选择出现断层式的跃进。（ Graham 1993: 241-242）读者在《不祥的蛋》中所看到的“生命之光”辐射下爆炸式增长的阿米巴虫，以及后来在谢列梅捷夫庄园的暖房里嘶声震耳的爬虫，都是这样的“进化跃进”的缩影。值得一提的是，“生命之光”这一意象的灵感，还可能来源于另一位苏联遗传学家古尔维奇（ А. Г. Гурвич）于1921年提出的有丝分裂辐射理论：古尔维奇认为，细胞在有丝分裂过程中产生的辐射会引发周围其他细胞的分裂。（ Соколов 2007:66）布尔加科夫的“生命之光”可以看作是对这一过程的戏剧化想象。
事实上，古尔维奇的理论代表了俄国科学界在1900—1930年间的高度跨学科发展特点。有学者指出， 20世纪初的俄国科学史表现出现代性的知识综合：众多学者们热衷于探索无机过程与有机过程、自然历史与人类历史之间的联系，以期建立一套综合性的系统发生论，这套跨界的理论既适用于诸如生物群落这样的自然系统，也适用于工厂、城市、国家这样的社会系统【关于20世纪早期俄国科学史的综合性与跨学科发展特点，详见Banerjee, Anindita. We Modern People: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Making of Russian Modernity. Middletown: Wesleyan UP, 2003, 124-132; Adams, Mark. B. Red Star: Another Look at Aleksandr Bogdanov. Russian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and Cinema. Ed. Anindita Banerjee. Brighton: Academic Studies Press, 2018, 35-36.】。在生物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的交集中，诞生了谢马什科（ Н. А. Семашко）的“社会卫生学”（ социальная гигиена）、瓦维洛夫（ Н. И. Вавилов）的“选择学”（ селекция）、苏卡乔夫（ В. Н. Сукачев）的“植物社会学”（ фитосоциология）等等。在这些知识融汇的潮流中，生物学词汇经常被挪用到社论、史论等文体中，“突变”这一词汇也成为“断层式发展”的一个隐喻，成为哲学家、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描述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震荡的一种方式。在《不祥的蛋》中，“突变”的隐喻成为一个具象化的假设，在这个假设的前提下，读者可以将文中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社会实验与生物实验彼此对照，从而得出两个相互矛盾同时又相互转化的社会隐喻——在莫斯科大学动物学实验室里滋长繁荣的有机体昭示着革新的初见成效，而在罗克的集体农庄实验中急于求成、盲目操作而遭到反噬的“人类”则警示着成效背后的危机。在布尔加科夫1930年3月致苏联政府的信中，作家亦将“革命”与“进化”二词并置，澄清自己的作品中既有对“正发生在（苏联）这个落后国家的革命进程的怀疑”，也有对“令人欢欣而伟大的进化”的肯定。（转引自ХудзиньскаПаркосадзе 2012: 152）
在小说中，“突变”所带来的联想不仅限于针对当下的幻想式重构，它同时也反映了对未来的期望与猜疑。随着苏联新社会秩序的建立，一个关于“苏维埃人”的构想开始出现：它所勾勒的苏维埃公民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身份上都迥异于旧俄公民的全面实现飞跃的个体。在小说《不祥的蛋》写作的年代，一些学者相信“苏维埃人”的培育不仅需要这样的“后天营养”，更要仰仗最新的生物技术，以实现优生学意义上的“先天选择”。布尔加科夫的《狗心》中多次提到了流行于当时的优生学。而在《不祥的蛋》中，鸡瘟与罗克的家禽实验也体现出作者对于优生学的关注。以科尔佐夫（ Н. К. Кольцов）、菲利普琴科（ Ю. А. Филипченко）、谢列布罗夫斯基（ А. С. Серебровский）为首的苏联优生学家在20年代初开展了大量的生物繁育实验，其中多以家禽为实验对象。（ Haber 1992: 504）俄国实验生物学研究院与优生学学会的创始人科尔佐夫在1910年代末便致力于动物基因改良，并积极地将研究结果应用于禽类繁育工作中，因此获得了苏联农业委员会与公共卫生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他的学生谢列布罗夫斯基不仅是20年代苏联基因技术的领军人物，同时还于1918—1928年间在苏联多地负责家禽繁育工作，并于1923年起担任莫斯科动物技术研究院禽类繁育部门的主任，致力于家禽的基因库改良。另一位优生学代表人物——菲利普琴科的老师伊凡诺夫（ И. И. Иванов）更是家畜与家禽杂交培育方面的专家。（ Adams 1990: 163, 174, 194）在小说中，罗克的愿望正如这些优生学家一样，是将生物技术应用到家禽改良上，从而应对当时肉产品紧缺的问题。另一方面，罗克为防治鸡瘟而成立的紧急委员会也暗指了20年代初的苏联粮食危机和相关政策： 1924年旱灾曾导致苏联多个地区农作物低产，苏联当局于该年7月召集农学家专门成立了“解决农作物歉收问题委员会”（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с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и неурожая）。（ Carr 1998: 190-191）关于罗克这一人物的历史原型存在着各种猜测，其中一种猜想将罗克的原型视为托洛茨基。【关于小说人物罗克的历史原型，学者们众说纷纭，有学者指出罗克与托洛茨基的相似性，也有人认为罗克的形象来自曾任苏联工农红军总指挥官的卡缅涅夫（ C. C. Каменев, 1881—1936）。见Колчанов B. B. «Александр Семенович Рокк»: главком РККА С. С. Каменев и его окружение в повести М. А. Булгакова «Роковые яйца»//Неофилология, 4 (2018), стр. 39-51； Haber, Edythe C.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of Bulgakov’s “The Fatal Eggs”. Slavic Review, 3 (1992), 497-510.】事实上，罗克对于科学之社会功用的信念反映了20年代苏联部分科学家与官僚对于科学实用性的集体期望以及科学的社会学导向，而优生学正是这一信念的典范。 192，优生学家科尔佐夫在一篇名为《人类品种改良》（ Улучшение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породы）的文章中宣称，生物学将成为新时代人类自我改良的手段。有趣的是，在这篇文章中，科尔佐夫正是以家禽实验为例，解释了“物种改良”的技术路径。他认为，这样的技术完全可以移植到人类的身上，使优生学成为一种人类技术（ антропотехния），以实现面向人类自身的人工选择。（ Кольцов 1922: 7-8）他甚至将优生学称为未来的宗教，这一宗教的目的是将人类改造为“自然的主宰者和生命的创造者”。（ Кольцов 1922:27）另一位优生学的代表人物尤金（ Т. И. Юдин）则将优生学视为遗传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产物，称这一学科为“社会类型的生物学”。（ Юдин 1925:6）小说中，当罗克得知了“生命之光”这一科学新发现时，他所表现出的正是迷信者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官僚式的功利野心。“生命之光”最终滋养了怪物，当罗克面对亲手培育出的巨蛇时，他竟本能地用长笛吹奏起歌剧《叶甫盖尼· 奥涅金》中的华尔兹舞曲，如弄蛇人表演一般妄图用音乐催眠已视其为猎物的巨蚺，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劫运”已经来临。技术的操纵者在这一刻却仰仗于街头艺人的伎俩，物种的“改良者”反被自己的产品吞噬，这不能不说是作者对于优生论所代表的科技野心的一种戏讽。
三、竞争：生存之战与国家之战
如果说《不祥的蛋》中的“突变”主题蕴含了“先天/后天”这一生物学意义上的辩题，那么“竞争”作为小说中的另一关键词就指向了“斗争/互惠”这一对概念。纵观19世纪俄国的达尔文主义评论史，可以发现，无论是以皮萨列夫（ Д. И.Писарев）为代表的“达尔文主义者”，还是如车尔尼雪夫斯基（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这样的反对者，对于达尔文学说中“为生存而竞争”，尤其是“种内竞争”的理念大多持怀疑态度。【关于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对于达尔文主义中“生存之战”“种内竞争”等概念的争论，详见Todes, Daniel P. Darwin without Malthus: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 Russian Evolutionary Thought. Oxford: Oxford UP, 1989, 3-5; Graham, Loren. Science in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3, 56-75.】究其原因，依然是这些评论家将自然规律引申到了社会领域，在生物学理论的社会学意义上斟酌利弊。根据他们的推理，如果自然所优选的是搏斗的胜者，那么这就意味着人人为己的个体和你死我活的斗争可能也是社会的常态，而这一点无论是东正教会代表的保守派还是民意党所代表的激进主义者都无法接受。对于东正教的信众来说，达尔文主义本就是一种无神论；而对于民意党人而言，“物竞天择”的学说完全可以为西方资本主义所用，用来为社会不平等现象开脱，成为资本积累与剥削的借口，而这恰恰是民粹派所反对的。
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新的科学发现和社会环境孕育了新的“科学幻想”。在科学方面，从20年代开始，达尔文主义中的“竞争”理论成为苏联进化生物学界的研究重心之一，其代表人物包括以植物种内竞争与基因型适应性变化作为研究对象的植物学家苏卡乔夫，以微生物与无脊椎动物竞争关系为研究重点的微生物学家高泽（ Г. Ф. Гаузе）等等。（ Микулинский 1983: 66）而在社会环境方面，曾经遭到保守派与激进派两面抨击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和社会风气在新经济主义时期的苏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鼓励。这两股新的潮流在《不祥的蛋》的叙事空间中产生了呼应：显微镜下阿米巴虫旺盛的生命力与残酷的同类相食对应了实验室外喧闹的人流与同样残酷的资本战。布尔加科夫虽然将《不祥的蛋》中的故事时间设定为1928年，然而故事中反映的现实细节却来自新经济主义盛行的1921至1924年。小说甫一问世，就有评论者写到“布尔加科夫笔下的莫斯科美国化了”。（ Haber1992: 499）小说中的精明狡黠的记者布隆斯基（ Бронский）被贴上了“美国”的标签，美俄合资建造的住宅楼更是一栋栋屹立在首都的市中心。（ Булгаков 1995: 167, 181）竞争的主题贯穿于小说的科幻与未来景象中：一边是电磁辐射下的生命爆发景象，另一边是灯红酒绿的莫斯科街头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车水马龙。实验室和街头发生着不同形式的竞赛，速度成为连接两个空间的关键词，而不同的个体在竞速中被挤压和淘汰。如果说实验室中的佩尔西科夫教授是绝对的主宰和生死的判决者，可以对显微镜座上的青蛙随意宰割，那么暴露在霓虹灯、广告牌和高音喇叭下的他就成了媒体、官员以及看客们争夺的猎物。在布尔加科夫行文中无处不在的双关和隐喻下，行走在“猎人商行街”（ Охотный ряд）上的教授就像被“一头被追捕的狼”（ физиономия унего была, как у затравленного волка），随时有被“捕获”（ поймать）的危险。（ Булгаков1995: 156）佩尔西科夫在实验室内外于“主宰者”与“牺牲品”之间的身份转换再次暗示了生物实验与社会实验在作品语义结构上的关联。著名生物学家巴甫洛夫（ И. П. Павлов）曾将20世纪初身处社会震荡中的俄国人比作实验室里受人折磨的青蛙（ Яблоков 2011: 486，可以说，佩尔西科夫教授的悲剧便是这一比喻的具体演绎。
当然，小说中的“竞争”与“掠食”不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现象，也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事件。本来被禁锢在实验室中的斗争溢出了控制的边界，爬虫内部的竞争发展为爬虫与人之间的竞争，实验室危机演变为国家安全危机。如同威尔斯的科幻经典《神的食物》（ The Food of the Gods）与《世界之战》（ War of the Worlds），《不祥的蛋》中的竞争故事无疑包含了社会群体冲突与国家对抗的隐题。从整体叙事上看，小说中的灾难事实上发生了两次：先是神秘的鸡瘟，后是为了对抗瘟疫而触发的更大规模的生物入侵。这两场灾祸的隐喻都是双重的，它们一方面暗示着刚刚结束的俄国内战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另一方面也指向了苏联当时面临的国际困局。首先，“生命之光”意象的来源之一可能是内战时期广为流传的“紫外线激光”传说。在当时发行于基辅的报刊上，在基辅市民的口述中，乃至于在作家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都记录了这一种“激光”，将其描述为乌克兰彼得留拉政权在对抗工农红军中使用的一种武器。（ Чудакова 1988: 100-101; Степанов 2011:105-122）密切关注报纸和时事的布尔加科夫很可能从这一则传闻中获取了灵感。
此外，小说中对于两场灾难的描写都反映出苏联在20年代中期面临的外部威胁。作品中解释道，鸡瘟之所以被控制在苏联境内，是因为各个邻国都对苏联设置了“边界警戒措施”（заградительные - кордонныемеры）。（ Булгаков 1995: 184）“警戒线”这一词汇暗指当时西欧国家将俄国革命比作传染病，于是有了针对苏联的“卫生警戒线”（ cordon sanitaire）说法。而在布尔加科夫1924年发表的戏剧作品《赤色岛屿》（ Багровый остров）中，俄国革命同样被讽为一场威胁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瘟疫”。回看历史， 1923至1924年的苏联与西欧、美国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外交关系。一方面，经历了革命和内战的苏联迫切需要西方的贸易和技术支持；另一方面，地缘政治上的纠葛和意识形态上的敌对酝酿着战争的危险，随着1921年寇松线的划分和1923年法国对鲁尔区的占领，火药味逐渐弥漫在东欧上空。在作品中，莫斯科的街头广播里时不时喊出“波兰入侵”和“外国干预”这样的标题，而报纸上则出现了讽刺美国时任国务卿休斯的小品文。（ Булгаков 1995: 183, 185）随着巨型爬虫的入侵，人与动物之间的军事对抗在小说的高潮部分成为现实。当浩浩荡荡的骑兵军穿越特维尔大街，围观的人群高喊着“拯救莫斯科”（ Спасайте Москву!）时，读者不难联想到第一次卫国战争的景象。（ Булгаков1995: 203）而当对抗爬虫的战争蔓延到俄国各地时，最惨烈的战役正是发生在对抗拿破仑的重要战场——斯莫棱斯克。（ Булгаков 1995: 204）这种种细节无不透视出20年代初苏联面对西方的地缘政治焦虑。反观西方，同样存在着针对苏联的焦虑与恐惧情绪。据当时的塔斯社报道，丘吉尔在1926年一场针对苏格兰罢工运动的演讲中将苏联意识形态称为“莫斯科的鳄鱼蛋”（ московскиекрокодиловые яйца）。（ Соколов 2007: 67）可以说，丘吉尔在这里所用的隐喻和传达的信息都与布尔加科夫的行文不谋而合了。
在《不祥的蛋》的故事中，国家之战的结局再一次暗合了1812年的历史场景：突如其来的冷空气一夜间熄灭了冷血动物的生命力，也拯救了莫斯科，严寒再一次成为垂青于俄罗斯的幸运女神。这场人为诱发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战争，最终在自然力的作用下终结。在实验室的光芒和农场的温室中孵化出的“适者”终究在自然命运的安排下消亡。毋庸置疑，《不祥的蛋》是科幻与现实的交织，其本质是一个关于人与自然、创造与毁灭、秩序与混沌的寓言。而在这寓言背后所涌现的，是科学话语与历史、政治话语的流通与互动，它既呈现出“突变”“竞争”等科学语汇对于社会议论与历史书写的渗透，也反映了社会风尚与文化思潮对科学话语的再次定义与价值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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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утация и борьба: о генеалогии научного дискурса в повести М. А. Булгакова «Роковые яйца»
Чжан Хуэй
Аннотация: Богатая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ми и символическими подтекстами повесть Михаила Булгакова «Роковые яйца» затрагивает комплекс социаль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 научных проблем советской жизни 1920-х годов. Данная работа посвящена научному аспекту эт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в статье акцентируется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мотив булгаковской повести, отслеживается генеалогия двух доминирующих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концепций в повести – «мутации» и «борьбы» – в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 а также обсуждают их смысловы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и экстраполяции на сферы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дискуссий. Научная картина Булгакова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восходит к полемике по ключевым понятиям в теории эволюции и филогенетики, которые приобрели новы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ассоциации в связи с развитием генетик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20-х годах. Самые основные из этих понятий – «естественный отбор» и «борьба за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мутации и борьбы, реализованные и драматизированные в научно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х ситуациях повести Булгакова, соединяют два смысловых поля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они были связаны с тогда возникающими теориями и практиками в сфере генетики и евгеники;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они вступили в разговор со злободневным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и вопросами и заботами, следовавшими вслед за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е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Булгаков, Роковые яйца, теория эволюции, генетика, евгеника
Mutation and Struggle: On the Genealogy of Scientifc
Discourse in Mikhail Bulgakov’s The Fatal Eggs
Zhang Hui
Abstract: Rich in semantic and symbolic potential, Mikhail Bulgakov’s novella The Fatal Eggs engages with many aspects of Soviet life in the 1920s, touching upon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scientifc issu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cientifc component of this work. By locating the text in the polemics of Russian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connotations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recurring biological concepts, viz. “mutation” and “struggle”, in Bulgakov’s writing. Bulgakov’s novella responds to the Russian polemical tradition concerning two critical conceptions in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phylogenetics – “natural selection” and “struggle for existence” – which gained new socio-political associations in the 1920s, coinciding with the rise of genetics in the Soviet Union. Realized and dramatized in the science-fictional situations of the story, the biological processes of mutation and struggle connect two semantic fields of the work: On the one hand, they are linked to emerg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s in genetics and eugenic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serve to illustrate the heated discussions on socio-political issues that arose in the wake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Key words: Bulgakov; The Fatal Eggs; Theory of
Evolution; Genetics; Eugenics
通讯地址：上海市大连西路 550 号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责任编辑：张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