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总会发生。

到达旅程的终点站时，我是这辆16座飞梭中唯一的乘客。当我们终于降落在哨兵天文台后——飞梭进入低重力环境时，差点让我把午餐吐出来，这体验可不算舒适——我仔细观察了气闸，来回完成了三套检查，这才打开它。我拿起我的工具包，习惯性地伸手去抓一只平时都在那儿的手，抓了个空——这让我感觉自己真是蠢极了——然后就这样麻木地走出了闸门。

负责接待我的人正在紧急通道等着。他看起来很奇怪，像只老蜥蜴，也许对公司来说是适合的麻烦解决者。“你是安全员吗？”尽管我的飞行服上画着大大的“安全理事会”图样，行李上也闪烁着代表优先级最高的橙色，他还是问道。我点了头。“我以为你们都是两两一起工作的？”他接着说。他显然不知道我目前是月球上唯一的委员会安全员——所以他肯定是一个新员工，被招进来是为了让客户大学放心，让这个地方看起来足够体面。

我不认识他，但最近的增员太快了，我们这些老手都被稀释了——和这里保护科学工作者们的安全条例有点像。令我震惊的是，董事会顽固地围绕致命事件进行官僚主义运作，同时却似乎无力消除导致其发生的松散公司行为，那些人命的损失本是可以预防的。

老蜥蜴在一旁旁观，设施经理带我浏览了标准中要求的东西：服务器日志、安全简报、事故间隔时间的统计数据、员工认证以及政策审查。一切都看起来很完美——即使有些地方的墨水还没干呢——唯独缺失的是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下一步自然是，查看尸体。自从我——还有我刚拿到的行星运行安全博士学位——到这里以来，我已经数不清我看到过多少尸体了，而且我还没有看到谁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感到高兴。医疗技术人员将推车滑了出来，她看起来已经很厌烦了。即使在这一刻之前，某种防御机制仍让我坚信报告里的A.彼得森是别的什么人。当然，我心里盼望的没有实现。

安娜看起来不高兴，她看起来也不漂亮了——事实上，她看起来都不像人。减压过程很快，她的死亡过程可能更短。我静静站了一会儿，看着这堆破裂的管道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我九年的搭档——这块岩石上唯一一个对我有意义的人——现在的样子。只有她的头发，金色的、紧扎成辫子的头发，还能勉强认出来。我无比艰难地拍下了报告用的正式照片，将火化和遣返的请求记录在她的人力资源档案之中。然后，我抚摸着她的头发，作了最后的告别，眼睛还雾蒙蒙地。技术人员试图掩饰不耐烦，但她做得不好。

在工程部探查了几个小时后，我对这起事故有了深入了解，并慢慢得出了我想要的那个黑暗的结果。操作日志上有粗糙又明显的篡改，那是为了隐藏某个重要软件升级失败至今仍未被处理。当我以起为基础进行分析时，我感到一股冰冷的狂怒：从安娜开始对大货舱气闸进行例行安全检查的那一刻起，她就注定会死。在日常使用中它运行良好，观察工作会继续进行，所以谁在乎气闸控制器的安全升级没有升到6.2R版本？值班主管克莱门特很明显并不在意这一点——那些笨拙的修改是在他的控制台上进行的。

克莱门特本人就像他的工作一样粗鲁而懒惰。在我们还没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前，他就想试图说服我暂停调查。他告诉我，他“太忙了，有一个螺丝松动就得跑来跑去”。我尽全力控制住自己，这才没有给他一拳，但我差点就打了，最终我还是设法让他把肥屁股从椅子上挪了下来，顺着通往货舱气闸的通道走去。当我研究控制器时，克莱门特就在破旧肮脏的空地上跺着脚，一边咒骂一边比手势。很明显，自从那起事故发生后，控制器就再也没有动过；接口补丁没有打开维护的痕迹，自然，面板的历史记录中也没有“升级”标签。

我转向克莱门特，决心了结这一切。“你杀死了一名委员会的安全员，就因为你懒得去做你的本职工作。当时如果我不是碰巧生病了的话，也会死在你手上的。公司可能会为此削减你的奖金，而委员会绝对会罚你几千美元。”他精明地看着我，一边脸上几乎要露出笑容来。“这是一个艰难的世界，对吧？”他冒失地说，话里带着一丝愉悦。

我缓缓点头，转身看向面板。“所以如果这个系统上的所有安全工作都更新到最新版本的话，你会很高兴吗？”我微微扭头问他。 “当然，”他在我身后大声说道，“我签过字了。”

“骗子。”我想。我输入了安娜进行全系统检查时执行过的代码，点击“进入”，手停在了“确定”按钮上。“你真确定？”我问他。在这最后一刻，他反应过来我真准备这么做，向我冲了过来。当他殴打我的那刻，我已经确认了指令，正如安娜用生命发现的那样，无论你点击多少下“紧急停止”补丁，结果都一样。

外门破裂，打了开来，克莱门特用血淋淋的拳头在观察窗的钢化玻璃上捶打着。突然，雾气咆哮着淹没了我们，我向安娜伸出了手——我知道她不再孤单了。

关于作者：约翰·吉尔贝（John Gilbey）是一位绅士和学者，目前是居住在英格兰农业大学的梦想家。他自童年时便渴望在太空中看到地球，至今仍保持着此雄心——尽管其实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原文出处：自然, 2010-4-22, 464: 1238